提到农民工，不少人的眼前立刻会闪现出这样的情景：追着老板讨工资，扛着大包挤火车，成群结队地蹲在街上乘凉，横七竖八地躺在路边过夜。他们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汗臭味常常引来身边人的侧目……尽管生活在城市，他们却始终不是“城里人”。
本文作者也是农村进城打工青年，1992年10月从安徽潜山县来到北京，现在一家私企做文案。此前，他一直凭借理发手艺谋生。今年“五一”开始，他白天为农民工义务理发，晚上约他们在路灯下访谈———本文作者用这样的方式走进了农民工的世界，也用最真实的笔触和情感记录下首都建设者的生活点滴。我们期望这份调查记录能帮助广大读者了解我们身边的“工地社会”。
他们怎么进入工地
可以说，工地上的农民工基本上生活在熟人圈里。每年过年回家，同村的老乡都抽个空儿见面聊聊，看看上一年谁干活儿的地方老板不欠工钱，工地行情好，有活儿干，需要人。过年回家时，工地队长会跟那些勤劳肯干、忠诚老实、与人相处得好的老乡打招呼：年后帮忙带些人一起来干活儿。
队长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工地的用人问题——用熟人自然踏实放心。另一方面，能有机会从家乡带人出来的人也会觉得很有面子，算是一种“成功”。到了外面，家乡人在一起有个照应，起码不会寂寞。多数农民工就是通过这样的熟人关系从乡村走进城市——这至少在心理上让他们觉得安心。而且根据熟人的经验，他们从家出门时就知道一年大概的收成。
据农民工介绍，他们进工地干了一周左右的时候，就被要求去签合同———一份空栏里没有填写相关内容的合同。工地要求签就得签，不签就没活儿干，就得回家。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行不通的：首先是打破了全年的计划。从迈出家门起，家里就已将这一年要挣的钱计划出去了，半途而废就打破了这个计划。其次是浪费了时间。一年的时间被割裂了，来回路上、再找工作都要耗费的时间（且不说将要面临更大的风险）。乡下人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农民工多还是按这句老话办事。还有一点就是经济上不合算。来回路费要白扔，挣不到钱不说，吃喝还要花销。对农民工来说，要留下来干，就只能签字，合同的内容是什么其实并没有实际意义。
谁在工地最底层
根据建筑的需要，工地分不同工种。一般有泥瓦工、木工、钢筋架子工、油漆工、水电工等。泥瓦工根据技术水平又分大工、小工。在整个工地里，泥瓦工小工的工资最低，每天35元左右，还要扣去7元伙食费。其他工种工资差不多，一天50元上下，也要扣去7元伙食费。
现在年轻人出来打工前，都会先学个手艺，这样不但工资高，体力上也轻松些。在工地上做泥瓦小工的通常是年龄较大才出来打工的人，来不及学手艺，他们是最累、最苦的。如果工地是个小社会，他们就是处于最底层的。他们每天要提供两个大工干活的用料：背100斤一包的水泥、扛沙子、挖槽子等都是实实在在的力气活儿。不好干的活儿总落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好说话，头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干起来也卖力。
不少上了年纪的人说不好普通话，与人交流起来有困难，大多时候，他们都埋头干活儿，不怎么说话。不像年轻人，干活儿时说说笑话、打打嘴仗、哼唱些小曲，来排解苦闷。
农民工从小在家乡的土地上生活，一切乡土的习惯深深地刻在他们的骨子里：干起活儿来从来不知分别———给别人干还是给自己干、多干点儿还是少干点儿、好干的还是不好干的，都一样实实在在，尽心尽力。
工头儿是怎么产生的
在工地上，有老板的人在监管农民工干活儿———队长是工地的头儿，他说了算。他上对老板负责，执行工期任务，控制节约成本，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相当于老板在工地的代理人；对下分派任务，监督工人干多少活儿，干得怎么样，并以此来确定工分和工资。整个工地的大小事务，如材料预算、进出库、工程进度、质检、工人间的关系、情绪等，队长都能掌握。可以说他是个大能人。
一个能干的队长，对工地大小事务了如指掌，管几百人没问题。他既懂老板的心理，又懂打工者所想，能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工作上，他知道一个工人一天能干多少活儿，一个班一天能完成多少活儿，一个工地一天能完成多少活儿。他知道工人里有勤快的，也有懒散的；力气有大的，也有小的；有身体强壮的，也有体弱的；技术有好的，也有一般的……这些，他都能做到心中有数，综合搭配。对个人，分几天重活儿后，又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