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民工“新生代”
本报实习生 胥晓莺
从1984年中央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中国农民迈进城市务工的第一步算起，到今年已整整走过20个春秋。 民工潮年复一年，变化却已悄然产生：补丁加补丁的蛇皮袋越来越少，簇新的拉杆箱多了起来；灰头土脸、表情木讷的越来越少，衣着光鲜、神情自信的多了起来……
20年间，民工“新生代”已霍然长成。
新一代民工的“后生存”时代
如果说第一代民工进城是为了生存，“新生代”已步入了“后生存”时代。他们和第一代一样，打工当然是为了挣钱，但挣钱不仅仅为了糊口，而是谋求更大的发展。他们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步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
“现在我只学到师傅两分本事，如果学到十分肯定哪都抢着要了。”——
“后生存”之学习篇
湖州来的小宋，是我在杭州杭海路上的外来劳动力市场上遇到的，她一年前刚中专毕业，在宁波的一家卫生用品公司工作，与她所学的环保专业很对口。“非典”时期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一个从安徽来杭打工的厨师。从一开始向他推销消毒柜，到最终把自己给“推销”了出去。小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宁波那份稳定的工作，来杭州寻找自己的爱情和事业。
最让我惊讶的是，小宋说她来杭半年，已换了20多份工作：“基本上都是营业员，一开始在东站市场，后来还去过环北市场、四季青市场、锦江批发市场什么的。”
关于换工作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小宋很明确自己打工的目的，一是为了赚点“本钱”，再就是为了“学做生意”。所以她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我10天就学到了六成，一年能学到十成，我觉得六成就够了，因为更多的时间都是在重复。”
小宋说她这半年钱虽然没挣多少(自己只攒下1000多元，中途还跟家里要过2000多元)，生意还真学到了手，“有一次老板娘要回家了，衣服没卖完，我看看款式很新，能卖出去，跟男朋友商量了之后，就拿出仅有的1000多块钱盘下了，三天就挣了600多元。”
四川来的小冉师傅如果用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位园艺师，他作为上海一家专业草坪园林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杭州负责一家单位的草坪维护工作。初中毕业的他做过建筑工人，也进过厂子，经熟人介绍进这家公司时他只能做体力活，“但是我这个人就是看到什么新东西都想学一点。”结果真让他把老总从日本学来的专业技术学到了手。
“想学习”，是我在采访“新生代”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比如建德来的保安小吴想读成人高校，当厨师的小赖想学习英文。当然更多的人还是想学好一门过硬的技术，小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现在没有文化就只能靠手艺。要学别人需要的手艺，而且要学得精，像我这样只学到师父两分本事，如果学到十分肯定哪都抢着要了。”
“我们不想一辈子抬轿子，也要尝尝坐轿子的滋味。”———
“后生存”之创业篇
小金来自江苏徐州农村，这个20出头的女孩子在江干区拥有一个小小的店面，周围居住的民工和市民常在她这儿买包烟抽，或打场台球。
小金原来在一家印刷厂做质检工作，相比较其他打工者，她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一个月有1300元左右，最高的时候能拿到1700元。但是做了一年多，小金离开了工厂，花了5000元转租了别人的店面，做起了小本生意。虽然现在比以前操心更多，花钱也要更算计了，但小金表示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在厂里工作“没有发展”。
我在采访中发现，像小金一样，几乎每个年轻的农民工都有创业的打算。比如营业员小宋，就打算学好了“生意经”后，下半年和男朋友开一家小饭店；保安小吴想先去做两年营销，然后自己开公司；小冉师傅放着一家高尔夫球场2500元的月薪不要，想自己搞承包，等挣了钱找人合伙，开自己的草坪公司……总之，他们不再满足于给人打工，也想自己当老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抬轿子，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