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德说，作为一级代理商，公司每盒60元的利润中，有一半多要作为公关费拱手相让。“医院拿到15%~20%，医生拿到的可能占到40%，剩下的才是医药公司的。如果不这样分成，产品肯定推销不出去。”
尽管深谙行业潜规则，执拗的老高还是觉得把进价9元的药卖到60多元太离谱，实在没别的办法，只好瞒着公司向上海市药监局和物价局举报“老方牌”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
高敬德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丽天药业和云南佑生药业公司签署的总经销协议书，上面清楚显示规格为每盒100片、每片0.3克的天胡荽愈肝片，批发价为9元一盒。
这份只有业内人士才能拿到的协议书，引起了上海市物价局的重视，经与市中药行业协会价格委员会的协商，最终把天胡荽愈肝片的价格降为每盒19.8元。不过，调整后的市场零售价于2005年11月30日起才公布执行，而丽天药业经营这种药已经一年多了。
从经销协议上看，丽天药业2004年共批进此药45万盒，2005年又加量到70万盒。这些药如果按照69.3元的价格销售的话，患者为此多付的药费就达5692.5万元。
药价降下来了，高敬德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了工作。
早在高敬德向上海市药监局举报天胡荽愈肝片价格虚高后的几天，公司领导就找到他，问其是否到药监局举报了。高敬德起先不承认。但董事长李军马上说出他举报的时间、地点等细节。高敬德知道自己被出卖了，只好承认。公司以旷工为名将他辞退了。
高敬德很快应聘到成都一家医药公司，但没做多久就不干了。因为在他心里，已经跟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天胡荽愈肝片较上了劲，他决定把这件事搞到底。“云仙牌”天胡荽愈肝片在市场上销售一天，他就一天不能安生。
失去了工作，时间充裕了，高敬德开始不断地向各级药监部门举报。三天两头，他就去趟药监局，问问有没有进展。同时，他给新华社写信反映“云仙牌”假药事件。经过调查核实后，新华社发了内参。老高拿着内参，自费进京到国家药监局举报。
所幸的是，他的举报引起了国家药监局的重视，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浙江省药监局亲赴云南，会同云南省药监局将澄江县的制假窝点取缔了。
公司卖假药却自称不知情，还得到法院的支持
制假窝点端掉了，高敬德的战斗却远远没有结束。
假药仍在全国范围内邮购销售。这时候，高敬德把目标锁定在“云仙牌”的全国总代理——浙江省金华市泰来医药有限责任公司。他又开始自费到浙江药监局及公安局举报。
2005年3月，浙江省药监局书面答复高敬德：“根据你的举报，金华市药监局已对金华泰来公司作出警告、没收查封扣押的药品(货值23716.8元、480瓶)的行政处罚；鉴于本案尚未构成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故不移送司法机关。”
对这个回复，老高很不满意，根据他掌握的情况，泰来公司的售假金额至少大于这个数额几十倍，完全够得上追究刑事责任。“这肯定是地方保护！”固执的老高又开始自己搜寻证据，甚至自己掏钱给线人。
正在他四处举报的时候，有一天意外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一个叫林剑的人在电话中告诉他，如果不再管“云仙”的事，他可以得到20万元的好处。“他说已经给了金华市药监局某些领导100多万元，省药监局也有领导拿了钱。事情已经摆平了，让我死心。”高敬德对这段谈话记忆犹新。
早已有所准备的他，把林剑的话全部录在了随身带着的一个小采访机上。2005年8月,他向中共浙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递交了这盘磁带和举报信。
因为迟迟没有回音，2006年2月份，高敬德又来到浙江省纪委，信访室的同志告诉他，材料已于8月24日转给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他马上又到省药监局查询，而答复居然是没收到。
在高敬德的再三要求下，浙江省纪委和药监局分别出具了“已寄出”和“未收到”的书面证明，且都加盖了公章。
浙江省纪委一位领导在电话中否认曾收到过录音磁带，声称只收到了举报信。而浙江省电视台一名姓郑的记者证实，他曾跟随高敬德到纪委暗访，工作人员承认确实收到了录音磁带和信，并已经转给省药监局。
2007年1月9日，浙江省药监局办公室主任于建强面对记者的询问，解释说：“这很正常，我们订的报纸和杂志有时不也收不到嘛。”
所幸的是，2005年7月，老高二上京城，到公安部和国家信访局反映云南、浙江两地有关部门对制售假药所持的不作为态度，很快有了结果——2005年9月23日，浙江省药监局寄给高敬德一份《复查意见》：“目前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