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乡之间的财富流向
1992年以后，随着城乡和区域之间人口流动壁垒被逐渐打破，农民开始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发展格局，出现了民工潮。到1997年以后，又由于买方市场的形成、结构性供给过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也失去了过去低水平、外延性的扩张机会，于是更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地域性的转移来实现向非农产业的转变。到2000年以后，这种流动性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了1亿以上。而这些农民工的收入和待遇则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另一方面，1992年以来，市场化改革和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既带动了城市数量和规模的迅速扩大，也带来了非农建设用地的迅速增加。于是就出现了各级政府和企业采用“征地”手段，低价从农民那里取得土地，然后高价转让的现象。农村财富以土地流转的方式转入了城镇。还有一点，由于农业收益低，农村投资环境差，因此与城镇相比，无论是国家还是私人资本都很少投资到农村，不仅如此，由于90年代以后城乡之间的投资壁垒被打破，农村的资本也不断转向城镇投资。因此，与80年代相比，1992年以后城乡之间的财富流向是农村剩余和财富流向城市，出现了由农副产品为主的产品“剪刀差”流动转变为以人力、土地、资本为主的资源流动。即使在2006年开始取消农业税，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城市就完全停止了从农民那里“取”。“取”还有其他的形式，例如:收入方面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同工不同酬”、资源方面的土地低价转让等。
（五）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并将继续发生重大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88年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7。其中，2000年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的标准。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实等学者根据1988年和1995年两次居民收入抽样调查数据，对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不均等程度进行了估计。1988年全国基尼系数为0.382、1995年为0.445。7年间基尼系数上升了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个百分点。李实等人估计的基尼系数高于前述国家统计局的测算结果。 ［6］ 另据中共中央党校有关课题的调查，“目前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收入差距拉开的速率非常快，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从相当均等拉开到这么大的差距，比起经过若干代人才拉大收入差距的情况，冲击力要大得多。” ［7］ （六）1992～2005年收入分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经济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实现了由长期的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经济增长开始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二是城乡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与此相对应，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市场经济框架基本建立。随着就业、医疗、教育、住房等改革，过去许多由政府“包下来”或提供补贴的福利和保障，开始由个人承担。因此，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就呈现出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态势:在微观经济方面，主要不是依靠收入分配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而是依靠减员增效、降低工资成本来提高竞争力和经济效益，这种情况在居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必然会抑制需求，因此，就企业来说，扩大和利用国外市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这个阶段，尤其是1997年以后的“内需不足”和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就是证明。在宏观经济方面，这个阶段收入差距的拉大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固然从总体上说抑制了“内需”，但是一方面，少数人迅速富裕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汽车、住房、旅游等需求旺盛（因为毕竟人口基数大），另一方面，“内需不足”和向外寻求市场的竞争压力，则对企业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刺激作用。
这两种刺激的结果，就是政府和民间的投资都是居高不下。当然从功能和效益出发，政府投资一方面体现在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和能源建设，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为国有银行注资、核销坏账、剥离不良资产。而民间的投资则主要体现在企业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因此，这个阶段积累率不但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而下降，反而有所提升，特别是2003年以来的3年里，资本形成率持续提升到40%以上，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投资拉动型和生产资料内部循环增长的“重化”特点。但是，这种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条件下的收入差距拉大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虽然可以维持甚至提高积累率，并给企业造成竞争压力，但是却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并对社会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