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78～1991年收入分配的变化
1978～1991年为收入分配的帕累托最优改进阶段，即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体制下，全体居民收入增加，城乡居民、城市各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一）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8～1984年，收入增幅明显提高，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缩小。主要表现在:（1）这一阶段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6.6%，由1978年的-2.4%上升到1984年的12.4%，提高14.8个百分点。（2）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高达16%，由1978年的6.7%上升到1984年的13.6%，呈明显提高态势，最高年份1979年为19.2%。（3）GDP年均增长率为9.6%。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于这一阶段GDP增长率3个百分点。除1979年外，有6个年份的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6.4个百分点。其中，有5个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高于当年GDP增长率，有4个年份超过GDP增长率8个百分点，1979年高于GDP增长率11.6个百分点。1979～1984年是改革的起始阶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自1979年初，开始了以农村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放开部分农副产品经营，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城镇货币收入过快增长;二是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于经营方式的变革而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了过去长期被压抑的生产潜力，使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三是国家采取了有利于农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从1978年的557.9亿元，增加为1984年的1440亿元，1984年比1978年增长了1.58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高了53.7%，年均增长7.4%。
第二阶段是1985～1991年，收入增幅下降。（1）这一阶段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9%，比第一阶段低1.7个百分点。最低年份1988年为-2.4%。（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为3.7%，比第一阶段低12.3个百分点。最低年份1989年为-1.6%。（3）GDP年均增长率为9.6%。城镇居民实际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4.7个百分点，其中有6个年份的增长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有3个年份相差超过5个百分点，1988年相差达13.7个百分点。（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5.9个百分点。所有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均低于当年GDP增长率。其中，有6个年份相差超过5个百分点，1992年相差达8.3个百分点。从1986年开始，物价上涨幅度逐年增大，1988年全年零售物价指数上升18.5%，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在这种形势下，政府提出治理整顿的方针，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加有效供给、整顿商品流通秩序等，使居高不下长达20个月的零售物价指数从1989年4月起开始回落。农民收入的增长放慢大概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农产品价格下跌;二是各种负担越来越多;三是受国民经济宏观环境的影响，乡镇企业效益降低，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且有回流，使农民收入下降。
（二）调整国营企事业单位工资，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1978年以后，就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来说，改革的紧迫任务和重点是“拨乱反正”，改变长期形成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和“大锅饭”办法，做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一是改变过去“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制度，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经营责任制、利润留成等方法，使得效益好的企业职工可以增加工资和收入。二是改变“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制度，通过改革劳动报酬制度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工资改革方面，首先是恢复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的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其次是通过调整工资，改变过去不合理的分配。从1977年到1983年的7年里，几乎每年都安排一部分职工调升工资等级，除新参加工作的职工和少数工资比较高的干部（行政10级及以上干部）没有升级外，职工一般每人都升了一级至两级，一部分中年知识分子升了三级，极少数工资偏低的升了四级。职工升级的原则是按照劳动态度、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进行考核，并以贡献大小作为主要考核依据。对企业职工的工资调整采取调整与改革相结合和“两挂钩”、“一浮动”的方针。“两挂钩”是:调整工资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