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阳人十分讲究住房，可被誉为“秀才村”的城关镇小郭村，群众房子似乎还在２０年前。该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永禄告诉党宪宗，他们村只有５００多人，但自恢复高考以来，全村出了１００多名大学生。别的村对考上大学的学生有奖励，他们村出的大学生太多，无法奖励。这个村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先进村，自从恢复高考后，村民把挣的钱都用来供孩子上大学，所以与外村相比，新建房屋不多。
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两个儿女都考上大学，最多时欠债１０万元，现在还有８万元债，光一年利息就一两万元。由于精神压力大和劳累，丈夫病倒了，因无钱治疗，在儿子上大学第二年离世。
和家庄镇长洼村７９岁老人王全胜说，上世纪７０年代劳动时，他从拉麦秸的车上摔下来，受了重伤，长期不能生活自理。大儿子智力有障碍，只能由他人带着干点力气活。全家靠老伴支撑。由于几个孩子都在上学，花费大，老伴又要种地、干家务，还要去拉煤挣钱，积劳成疾，又顾不得治疗，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第二年突然病故。该村的乡土作家王治民为这位老太太写了副挽联，上联：学费挣够了；下联：母亲累死了；横批：死也值得。
这副挽联，就贴在王全胜家门上。
党宪宗调查的１１０户农村大学生家庭，有１１人因为孩子们的学费而累死、自杀、病逝。供养大学生的家庭，平均每１０户就有１人这样离世。
农民们为供孩子上大学付出巨大，家长得到回报了吗？
黄某说，她的儿女毕业后，一直在还债。本来女儿毕业时分配到机关工作，为了多挣钱，要求下到工地。因长期在工地工作，已经２８岁了，还没有解决婚姻大事。同样，儿子已经３０岁了，也没有结婚。为了节省钱，儿子３年都没有回家。
从合阳考上大学走出来的渭南市农业局干部王彪告诉笔者，大学生毕业２０年后，才能回报父母。可这时候，父母已经老了，吃不动，喝不下，享受不了，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间。
笔者就农民供养大学生负担过重问题采访了有关人员。
西安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黄海峙说，贫困生的问题，已经受到国家、社会、学校的广泛关注，这一问题要通过多渠道来解决。单纯让国家和社会来承担相关责任，显然片面。
西安科技大学组织部部长张立杰是从甘肃贫困农家走出的大学生，他创办的家族助学金使家族内３人上了大学，多人上了中专。张立杰认为，农民供养大学生的难关，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除国家助学贷款以外，可以建立家庭、家族式助学金，或以村、组为单位设立助学金，分担家庭经济支出峰值。只要有人出面倡导，就能做起来。
陕西省妇联“红凤工程”办公室主任班理说，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高中以上的教育，不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内，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救助。其次，要转变这些农家学子家长的观念。孩子上大学时，年龄已经达到１８岁，对于贫困的农家，大学学费不用家长操心，学校不会因为家庭支付不起学费而将他们驱逐于大门之外。大学里有奖学金、补助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减免学费等多种救助方式，而且社会上还有像“红凤工程”等许多救助大学生的组织，应让大学生自己去争取。